以己度人易，学贯中西难： 评王裕华《西方理论能解释中国吗？》
by 成朝庭（“文社”发起人）
哈佛大学王裕华教授的讲话《西方理论能解释中国吗？》，这几天刷屏。他说世界存在普世性的逻辑，有些《九阳真经》级别的理论可以解释不同国家的现象；不能因为一个理论是西方人提出来的，就断定它只能解释西方社会。这个观点，我是同意的。事实上，中国不是没有引进和接受过西方思想，马克思主义就是如假包换的西方思想，已经成为官方意识形态。奇怪的是，不少人一提西方思想，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大毒草，不适合中国。
但话说回来，确实也有些西方理论只适用于西方社会。著名学者塞缪尔·亨廷顿在其名著《文明的冲突》中指出，西方文明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。其实，任何社会科学规律都有其适用场景（context），都只是相对真理，西方社会科学也不例外。但有很多西方学者，却有一种普世优越感，他们在看待中国问题时，总是有意无意地秉持西方视角，导致误读误判中国，甚至犯下低级错误。
在西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圈，流行这样一种看法：在中国，党和人民之间存在一个交易（deal），党向人民承诺经济繁荣，以换取他们不过问政治。这个观点在西方各界非常有影响力，几乎成为金科玉律般的共识，很多中国学者也鹦鹉学舌，但这其实是以西方视角误读中国的典型例子。西方国家自身是契约社会，260多年前卢梭就写出了名著《社会契约论》。但所谓契约，有几个前提条件：（1）缔约方是平等的主体；（2）如果条件谈不拢，缔约方有不达成交易的自由；（3）如果达成交易的条件和环境消失，那么缔约方可以重新谈判，甚至推翻交易。中国历史上，统治者与人民之间是这种西方式的契约关系吗？显然不是。中国人有家国天下的情怀，将家庭伦理放大到国家治理。因此，历史上中国统治者与人民之间，更像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，官员也被称为“父母官”。父母对子女承担无限的责任，但作为家长也拥有对子女的巨大权威，子女必须孝敬和服从父母。当今中国，仍然是这一历史传统的延续。中国人也常常把统治者比喻为“舟”，人民则是“水”，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。“父母 vs. 子女”也好，“舟 vs. 水”也罢，无论如何也不是西方式的契约关系，但西方学者却常常自以为是地用这种视角来看待中国。
又比如，在西方国家，私人企业独立于政府，而国有企业则不然，可以成为政府的工具。因此西方人非常关心中国通信巨头华为公司的产权归属，纠结于这家公司到底是民营企业还是受国家控制，并为此争论不休。但这种争论毫无意义，简直是一个笑话。对于列宁主义体制而言，党和国家拥有至高权威，掌控一切资源，有能力对所有企业施行强力控制。企业的产权归属，根本不是一个问题，即便是私人企业，也可以运用各种手段令其遵从国家意志。
还有一个例子，西方媒体通常报忧不报喜，但中国媒体却是以正面报道为主，甚少负面消息。于是不少西方人据此认定中国的管理者无法了解社会真实状况。这其实又是以己度人，小看了天朝。负面消息甚至批评反对在中国也是可以存在的，古代就有言官，如今则有“内参”，只不过读者范围有些限制罢了。
如果说西方人因从自身视角来看待中国，从而导致误解误读误判，那么中国人其实存在同样的问题。略举一例：
对于中美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，不少西方人，不管是政客还是普通人，倾向于从价值观、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来看待，因而将中国定义为“体制对手”（systemic rival）。但无论学者还是民众，中国人普遍认为，所谓价值观差异不过是地缘政治遮羞布，无非是打压中国的借口。由此可见，现实主义在中国是一种支配性的存在。很大程度上，这是因为中国一直是高度世俗化的社会，宗教从来没有扮演强大的角色。在中国，世俗权威即是精神权威，换言之，“皇帝即上帝”，又称“圣上”。然而在西方，掌握世俗权威（暴力）的国王（皇帝）始终无法消灭或驯服掌握精神权威的教会，最终形成了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并立的局面，即所谓“凯撒的归凯撒，上帝的归上帝”。这种传统，使得现实主义在西方并非压倒一切的主流思想，还有很多重视价值观的人，甚至比现实主义者更多。作为一个清教徒创立的国家，美国受宗教影响比欧洲更强，因此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有一种传教士心态，在外交上表现为积极推广自由民主等“普世”价值观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，中国人不能完全从现实主义视角看待美国外交政策，价值观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维度。
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有以己度人的问题，这也不难理解，因为人总是倾向于从自身视角来看待他者和世界。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，可能为了信仰去传教，付出自己的时间和金钱，甚至去殉道、去圣战，付出生命。但这些行为，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说，完全不可理喻。所有宗教战争，如十字军东征、伊斯兰圣战和三十年战争，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，无非是为了抢钱抢粮抢女人。对宗教信徒来说，不信神的人多么可怜；但对无神论者而言，宗教信徒多么可笑！
总而言之，以己度人易，学贯中西难。西方有很多中国问题专家，中国也有很多西方问题专家，但太多人只是具备一些专业知识而已，其底层逻辑仍然深深打上了自身文化烙印，习惯于从自身视角来审视对方。要改变这种局面，中西方学者不但需要更了解对方，而且还必须具备“同理心”（empathy）。